摘要：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城镇化；城乡差异；区域差异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探求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己有研究中，关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經济发展、城镇化、市场化、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和教育发展六个方面，但由于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关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著名的是“Kuznets倒U型假说”（Kuznets S，1955），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会拉大收入差距，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则会缩小收入差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波动中有微弱的上升趋势（王少平 等，2008；陆铭 ，2004），很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假说是否适应于我国。关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陆铭 等，2004），但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反而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2014）；还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曲线（周云波，2009）。关于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提高市场化水平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阎大颖，2007），也有学者指出市场化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且呈负向关系（樊纲 等，2010），还有学者认为市场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段军山，2013）。关于对外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其影响程度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王娟，2015）；也有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对外开放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东部地区对外开放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张淑丽 等，2016）。关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明显滞后，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国外学者认为，两者可能存在拉大、缩小、倒U型和不明显等多种关系。关于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只有高等教育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早期是缩小，但后期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刘敏楼，2008）；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基础教育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王海云，2009）；还有学者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教育投入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全国只有半数省份的教育投入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余菊，2014）。
同时，诸多学者研究发现，持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受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影响，更受到经济发展战略、教育政策、市场化进程等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影响。制度因素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其中城乡制度供给的不合理、不均衡引致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经济发展成果，会进一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蔡昉 等，2000；蔡昉，2003；陈钊 等，2008）。而造成城乡制度供给不合理、不均衡的本质原因就是经济发展落后：基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地方政府为了快速实现经济赶超，不得不制定“城市偏向性”政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已有文献大多只研究了某一种或几种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较少系统地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同时，在计量模型设计中往往忽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另外，已有文献通常关注于各影响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非线性关系，而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各影响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作用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着重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作用效果。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地方政府采取赶超和竞争策略的原因，也是地方政府制定“城市偏向性”政策的依据，必然会导致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下文首先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确定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并将尽可能多的影响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然后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Kuznets S，1955），在线性面板回归结果基础上，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Hansen，2000）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得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并检验其在各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分解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首先，基于夏普利值的回归分解法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夏普利值是在研究多人合作博弈时提出的，是指博弈的参与人在共同参与生产一个总产出之后，按照各自对产出的贡献率来分配支付的一种原则，即所得与自己的贡献相等，体现公平分配下的合作收益（Shapley，1953）。目前，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针对夏普利值分解的实际运用开发了一个Java程序，该程序对全部可能的因素进行组合并计算各种组合下的贡献率（Wan，2002），并将各种组合下的贡献率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可知，不管是对外开放的深入、金融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城镇化进程、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都有利于丰富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但由于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益群体更多的是城镇居民，导致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相互交织，无法准确界定。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城镇化、市场化、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和教育发展等因素进行合并，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夏普利值分解，得到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endprint
限于城镇人口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2005—2015年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教育发展水平（edu）采用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本科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地区金融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实际人均GDP衡量，市场化进程（mar）采用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衡量，城镇化进程（urb）采用地区城镇年末常住人口与年末常住总人口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gap）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衡量。对所有变量做归一化处理，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2.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分别绘制出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贡献率大小。图1分地区给出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贡献率（本文对东、中、西部的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行政区划标准），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城镇化进程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另一主要因素，而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弱，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發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弱。图2分年度给出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可以看出城镇化进程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次之，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上升趋势明显，而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直较弱。可见，我国早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受到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近年来市场化进程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三、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线性面板回归分析
首先，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和非平稳性问题，将所有数据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并采用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确定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的结果由于篇幅限制，文中未展示相关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显示所有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然后，采用ADFKAO协整关系检验方法对各变量的对数序列做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采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VIF值为3.21，小于1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为了验证是否存在滞后效应，根据因变量是否含有滞后项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分为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
其中，i表示省份，t为年份，μt和φi分别表示时间和地区非观测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针对动态面板模型中可能产生的过度识别问题，需要分别通过模型的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若Sargan值在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估计结果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若AR（2）值在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估计结果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问题，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有效。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别利用我国31个省市和27个省（不包括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的回归模型中，模型1和模型4先后通过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解释；模型2、模型3、模型5和模型6在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有效。结果发现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各变量回归系数符号未发生变化，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只是系数大小有所不同。
由表2可以看出，城镇化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陈斌开等（2014）和陆铭等（2004）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且城镇化的系数绝对值大于其他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与夏普利值分解的结果一致。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绝对值也较大，与夏普利值分解的结果一致，但与我国学者早期研究得出的经济发展会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Kuznets倒U型假说”，说明我国已经越过U型拐点，向着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协调发展转变。但是，除了模型1外，其他模型均显示教育发展会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与吕炜（2015）和李鹏（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且教育发展的影响系数较大。此外，与夏普利值分解结果相一致，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的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小，但三者都能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说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加快金融发展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面板回归分析
Hansen（2000）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解决了在静态面板数据下如何识别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上述线性回归结果作为基准，假设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门槛效应；同时为了避免主观划分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偏误，文章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连玉君，2006），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ln gdp）为门槛变量，r1、r2、……、r6为未知门槛值，β11、β12分别为门槛变量在（ln gdp≤r）和（ln gdp>r）时的系数。考虑到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估计相应的参数结果。表3为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结果，主要分析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单一门槛特征、双重门槛特征或三重门槛特征。为了提高门槛估计值的准确度，本文使用Bootstrap方法对单一门槛模型、双重门槛模型和三重门槛模型分别进行了300次检验，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门槛特征，两者属于线性关系；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双重门槛特征；教育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三重门槛特征。endprint
再结合图3中门槛变量的门槛估计曲线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特征。A、B、C图反映的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下教育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单一、双重、三重门槛估计过程，只有A图中最小残差平方和（LR值）处于临界值虚线之下，而B图、C图中LR值均位于临界线以下，说明教育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单一门槛特征，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为0.06，按照未归一化处理就是人均GDP本文的人均GDP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 等于2 238元。同样，根据D、E图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双重门槛特征，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是人均GDP等于5 149元和11 221元；根据F、G图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单一门槛特征，对应的门槛值是人均GDP等于4 997元；根据H、I图得出市场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双重门槛特征，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是人均GDP等于2 447元和8 523元；根据J、K、L图得出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双重门槛特征，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是人均GDP等于5 149元和12 059元。基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得到非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呈倒U形关系。当人均GDP小于2 238元时，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较少，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此时教育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当人均GDP大于2 238元时，政府的教育资源充裕，能更多地惠及农村偏远地区，此时教育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是对吕炜（2015）和李鹏（2014）等研究结论的有益补充。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逐渐变弱，直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人均GDP小于5 149元时，金融发展只能惠及城镇居民，此时金融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当人均GDP介于5 149元与11 221元时，农村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而当人均GDP大于11 221元时，城乡金融体系已趋于一体化，此时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与“Kuznets倒U型假说”相符。当人均GDP小于4 997元时，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政府实施的城市偏向性政策虽然会加快经济发展，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当人均GDP大于4 997元时，政府的城市偏向性政策力度减弱，并有更多的惠农政策，此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促进作用逐渐转变为抑制作用。当人均GDP小于2 447元时，处于市场化早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高，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追赶实施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人均GDP介于2 447元与8 523元之间时，虽然市场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但为负值，说明此时市场化推进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当人均GDP大于8 523元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市场化改革趋于完善，此时市场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与段军山等（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也验证了樊纲等（2010）研究结论的合理性。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呈现抑制作用，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抑制作用逐渐变强。当人均GDP小于5 149元时，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较弱，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较弱（陈斌开 等，2014）；当人均GDP介于5 149元与12 059元之间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政府采取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强化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程开明 等，2007；陆铭 等，2004）；而当人均GDP大于12 059元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城乡发展趋于协调，此时推进城镇化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门槛变量的门槛值个数及其大小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分类。当城镇化进程或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时，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可以将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两类；当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或城镇化进程作为解释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可以将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低经济发展水平、中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三类。依据上述分类结果，可以得到每年落入每类区间的省份个数（如表5所示）。2005—2015年，处于提高教育发展水平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的省份较多，且在不断增加，从2010年开始所有省份的教育发展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门槛值较低。与此类似的是，2005—2009年处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的省份较少，近年来则逐渐增多，2015年达到28个。相反，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门槛值要求较高，处于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的省份较少，2013—2015年也仅有6个省份。与此类似的是市场化进程，处于提高市场化水平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的省份较少，2012—2015年也仅有10个省份。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值要求更高，2015年处于推进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的省份仅有5个。总体来看，我国大部分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阶段，要想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还需要持續增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教育发展、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为倒U形曲线，金融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则由促进逐渐转为抑制。endprint
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但是我国目前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处在各因素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阶段的省份较少。因此，在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一是要促进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和农民职业素质教育的投入，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要加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整合投资资源。对外开放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我国当前正处于对外开放的转型阶段，政策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向中西部地区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进行倾斜，引导外商投资和出口贸易投资向这些地区转移。这样不但可以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和市场，更丰富了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平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要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金融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双重门槛特征，由促进作用逐渐转变为抑制作用。但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较为薄弱，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缓慢，不仅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保险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慢融资难等问题，还需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丰富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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