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贸易竞争性；贸易互补性；产业内贸易；出口相似度；贸易商品结构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互惠合作是共同发展的关键，从增加值贸易核算的角度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状况，可更加准确地评估其贸易关系和各自的利益所得，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许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尤为引人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中国沿海各省（市、区）与其贸易联系更多紧密（邹嘉龄 等，2015）。总体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与各国优势产业基本一致，有利于发展贸易优势互补关系（公丕萍 等，2015）。中国应注重发挥自身产业比较优势，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要以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加工制造品为优势产品（赵东麒 等，2016）；同时，要依托制造业的强大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制造业部门“走出去”，带动相关地区产业发展，拓展同沿线国家互惠互利的良好贸易关系（桑百川 等，2015）。已有研究为深入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和贸易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的国际贸易核算方法，并且较少涉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间品贸易量不断增加。而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贸易核算方法，统计各国进出口总量会导致各国贸易流量的重复计算，不能反映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扭曲了各国实际贸易规模和贸易利得。为了克服传统总量贸易核算方法重复计算的问题，Hummels等（2001）首先提出了垂直专门化（VS）概念，依据中间进口品价值在出口中的比重来反映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情况。鉴于垂直专业化方法的前提假设过于严格，Koopman等（2010，2012）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最终产品国内增加值、中间产品国内增加值、国内增加值复进口、国外增加值和重复计算等部分，提高了中间品贸易测算的精准度。Johnson等（2012）将垂直专门化扩展到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对增加值出口根据增加值的最终归宿进行分解，排除了一国中间产品增加值出口又重复进口的情形（潘文卿，2015）。以此为基础，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體现为他国最终产品使用中的一国直接和间接的增加值总和，并通过设置增加值向量与最终产品向量简化了增加值贸易的核算（Stehrer R，2012）。
基于海关进出口流量统计的传统贸易核算重复计算了中间品的进出口价值，而增加值贸易核算通过测度进出口价值增值能够更好地反映贸易货物中不同国家的实际贡献、评估外贸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实际影响以及双边贸易平衡或区域贸易平衡（马涛，2013），并且增加值核算方法能够反映贸易所包含的各产业的增加值情况，为修正各行业的贸易情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陈雯等，2014）。随着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经合组织（OECD）和世贸组织（WTO）等国际组织日益完善各国投入产出数据，为增加值核算在国际贸易领域得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数据基础。因此，本文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来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以克服传统总量贸易核算方法的缺陷，更加客观和准确地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现状和趋势，进而为加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总体情况
本文主要目的是核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增加值贸易（具体方法参见相关文献），进而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及其地区划分如下：东北亚（俄罗斯、蒙古），东南亚（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南亚（阿富汗、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中东欧（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he UNCTAD/Eora Trade In Value Added Database）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其整合了多国国内投入产出表、多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国民账户数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以及由欧洲统计局（EUROSTAT）、亚洲经济研究所（IDE）、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涵盖产业的国际间中间投入、最终产出和增加值等三大方面的信息，数据时间跨度从1990年到2013年。为了简化相关核算过程并使计算结果更具针对性，本文选取2001—2013年划分为26种产业的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对增加值贸易进行核算。endprint
除2008至2009年和2011至2012年受金融（经济）危机影响之外，2001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保持增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122006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95071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866%（见图1）。具体来看，2001—2013年，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74287亿美元增长至48365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90%；中国与东南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30877亿美元增长至2760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03%；中国与南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5006亿美元增长至69492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2451为%；中国与中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686亿美元增长至93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437%；中国与西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6184亿美元增长至702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245%；中国与中东欧增加值进出口总额从4966亿美元增长至4190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945%。其中，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增加值进出口总额规模最大，与南亚地区的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最快。整体上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持续增长并且发展前景向好。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数据，可计算其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
GL指数为0时只存在产业间贸易，GL指数为1时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通常认为，GL指数大于0.5表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贸易模式，即贸易竞争性较强而互补性较弱；GL指数小于0.5表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贸易模式，即贸易互补性较强而竞争性较弱。、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ruelhart指数）
Bruelhart指数的含义与GL指数基本相同，但Bruelhart指数测度了各产业进出口量的逐年变化，从而能更具体地体现产业的贸易模式。和出口相似度指数（ESI）
ESI的取值范围为1～100，取值越大表明出口结构相似程度越高，贸易竞争性越大。，以探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竞争和互补关系（见表1）。
第一，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最为显著，而贸易互补性不强。在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24个产业中有88%的产业GL指数高于0.5，仅有循环利用产业（不包括转口贸易和家庭）、公共管理服务及其他未分类产业的GL指数低于0.5，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以竞争为主而互补性弱。从Bruelhart指数看，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关系与GL指数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但产业间互补性更大。
第二，中国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明显，但同时存在一定的贸易竞争性。中国与南亚有46%的产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其中64%为服务贸易产业。中国与中亚约有30%的产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且其中有62.5%的GL指数低于0.3，表现出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从Bruelhart指数看，中国与南亚和中亚地区在运输设备产业和金融中介服务产业也表现出贸易互补性，其余与GL指数结果相一致。
第三，中国与东北亚、西亚和中东欧地区的贸易以互补性为主，竞争性较弱。中国与这些地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产业均高达50%以上，其中与中东欧的贸易互补性最为明显。相比较来看，中国与西亚的贸易互補性主要在于货物贸易，而与东北亚、中东欧的贸易互补性则更多体现于服务贸易。Bruelhart指数分析结果与GL指数分析结果基本相同。
GL指数和Bruelhart指数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产业间贸易关系，进一步地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来考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总体贸易关系。这里，核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美国和欧洲两大国际贸易市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见表2）。中国与东北亚、西亚、中亚及中东欧地区在两大市场（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中的增加值出口相似度指数较低，说明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竞争性较小，尤其是与西亚的贸易互补性最强。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偏高，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在欧美市场中的贸易竞争性较大，贸易互补性小。从两大市场比较来看，中国与东北亚、西亚和中东欧地区在美国市场的ESI相对较小，而中国与中亚在欧洲市场的ESI较小。可见，中国与东北亚、西亚、中亚及中东欧地区具有良好的互惠互利的贸易合作基础。
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的商品结构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存在差异性，主要原因在于基于资源禀赋、经济技术水平、文化传统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贸易竞争优势，并集中体现在贸易商品结构的不同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地分析贸易商品结构。增加值贸易核算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如图2所示。可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表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并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不同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不同而发生变动，除东北亚、中亚地区以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出口比重比纺织品、服装的出口比重平均高出15%，两者差距逐渐拉大。从2006 年开始，中国现代制造业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逐渐取代了纺织品、服装等轻工业产品的优势地位。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不同地区的贸易竞争优势及其对贸易关系的影响如下：
第一，东南亚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食品饮料占比较大，平均达到10%以上，是中国初级产品的重要来源地，对中国自然资源形成有利的补充；但由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东南亚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具有更高的比较优势，其对中国的出口比重已达到50%。东南亚对中国资本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形成的贸易竞争，给双方贸易合作带来一定的阻碍，但有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长期来看仍存在贸易互补的空间。endprint
第二，中国从南亚进口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纺织品、服装在总进口额中占据较大比重，但远低于相同产业的出口， 而农产品、食品饮料的进口比重高于出口比重，反映出南亚的比较优势在于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中亚对中国出口比重较高的主要是矿业及采掘业、食品饮料和矿物燃料及其制品这三大产业，其中矿产品、贱金属之类的矿业、采掘业的产品具有较大优势，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及其制品出口自2008年以来平稳增长。南亚、中亚地区凭借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与中国形成优势互补的贸易合作关系，但双方在工业制品中存在一定竞争性。
第三，中国从东北亚进口的商品主要为农产品、运输设备、水电、天然气，其中运输设备比重持续平稳上升而农产品比重逐渐下降，水电、天然气的进口较为稳定，表明中国对东北亚进口以资源能源型产品为主，但逐渐向技术型产品转变。中国从西亚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农产品、石油及化学产品和非金属矿产品，特别是石油及化学产品是中国从西亚稳定进口的主要产品，反映出西亚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资源型产业，比如原油、矿物燃料、润滑油以及相关原料在中国从西亚的进口中一直占较高比重。中东欧的优势产品主要是运输设备、石油及化学品、非金属矿产品和食品饮料，其中运输设备占据重要优势，说明中东欧国家在自然资源和加工制造技术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可见，西亚的能源资源和中东欧的机械设备制造与中国的资本技术产业在贸易中形成优势互补关系。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库对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增加值贸易进行了核算，并通过GL指数、Bruelhart指数、ESI和贸易商品结构分析其贸易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增加值贸易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关系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以竞争性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的贸易以互补性为主，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应该根据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性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
第一，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以互补性为主，应通过强化各方产业优势来巩固和加强贸易互补性。中国对东北亚、西亚和中东欧地区的出口以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应保持纺织品、服装的传统产业优势，并进一步通过技术培训、设备升级、品牌创新等途径推动这些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转型；同时注重提高工艺装备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机械设备产业向高端水平发展。西亚对中国的出口优势产业为石油及化学产品、非金属矿产品等资源型产业，中国应更多地与西亚国家进行能源资源贸易合作，发展多元化能源资源产业，开辟广阔的能源资源贸易市场。中东欧主要以运输设备和矿产品与中国形成优势互补，但双方距离遥远，要通过各种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来增进经济文化交流，以此减少贸易摩擦，保障双方贸易的自由良性发展。此外，中国还应与东北亚地区在农业和重工业领域开展以自然资源互补为主的经贸合作。
第二，南亚、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均较明显，要保持并拓展这两个地区与中国贸易互补的产业优势，减少双方的贸易竞争性，增强贸易互补性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南亚的优势在于农产品、食品饮料等初级产品以及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低端制造业产品，中国应该凭借大型工业制造的优势积极地向南亚进行产能输出，满足南亚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中亚矿产资源丰富，以矿产品、金属采掘以及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原料为主形成比较优势产业，但中亚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资源稀缺，中国可加大对中亚矿业及能源产业的资本技术投资，提升中亚矿产采掘及加工的技术水平，促进双方在能源资源产业方面的合作，在推动中亚产业发展的同时保障中国发展的资源需求。中国与南亚、中亚国家形成资源互补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快创新型高端制造业发展，保持贸易竞争优势。
第三，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以竞争性为主，要通过整合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式开展产业内贸易的互补合作。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注重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的交流，形成以产品多样性为主的竞争合作；在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中国应侧重纺織品、服装等竞争性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产业影响力，同时要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平台和优惠政策，减少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竞争和贸易摩擦。
第四，中国既要在货物贸易领域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也要在服务贸易领域扩大贸易规模，并开拓贸易合作新领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维修业、酒店餐饮业、公共管理服务及其他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产业间贸易水平，存在较大的互补贸易潜力。中国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高速公路、高架桥、铁路等多方面建设项目的合作，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促进经贸合作。另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发展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市场特点和制度环境，中国应通过灵活而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达成一体化程度不同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实现与各沿线地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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