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财务报表信息，定义并识别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实质性的投入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提取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财务报表数据，对其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总体情况和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时通过分组差异性检验对其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原因进行探索。研究发现：（1）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保护共识度较高，但大多数公司环境成本内部化并不持续；（2）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会优先考虑预期收益较明确的项目，具有经营策略倾向；（3）企业环境成本的费用化偏低，环境政府补助对环境费用性支出的补偿作用有限，但会激励企业相对增加环境资本性支出；（4）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并非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更多地表现出政策应规性。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规范企业环境会计行为、完善行业环境标准以及政府环境政策。
关键词：环境成本内部化；会计确认；重污染行业；分布特征；财务报表信息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绿色能源环保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保护生态环境已经形成高度共识。李克强总理指出，“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①“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获得企业较为广泛的认可，作为市场的中坚力量，企业开始通过披露环境信息以向外界表明自己的环境表现（Hughes et al.，2001；Al-Tuwaijri et al.，2004；沈洪涛等，2014）。然而，企业生产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近年来企业污染环境事件层出不穷，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那么，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又同时肩负经济利益目标的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实际行动表现究竟如何？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特征分析将为企业的实际行动表现提供基础证据。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认为，当一个（或一些）代理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代理主体发生直接的有害影响时，就会产生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就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表现（杨瑞龙，1995），加之产权难以界定，环境资源的配置过程存在市场失灵。环境成本内部化便是应对市场失灵的一种解决机制，目的在于消除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背离（Pigou，1920；王小龙，2008）。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要求实施污染的代理主体必须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将环境污染行为纳入收益函数并寻求最优均衡解。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传统经济学实施方案包括政府实施配额政策（比如政府颁布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以强制规定尾气污染水平）、政府实施税收或补贴政策（Pigou，1920）以及实现外部性活动的可交易性（Coase，1960）（比如碳排放权交易），在企业端，企业经营活动必须考虑环境保护，承担污染造成的损失以及进行环保投资以避免污染。对此，大量研究对环境成本的含义（工业化与环境代价课题组，1991；MOE，2005；王立彦、蒋洪强，2014）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分别从宏观视角（厉以宁，1990；王燕祥，2000；杨世忠、曹梅梅，2010）和微观视角（EPA，1995；肖序、毛洪涛，2000；謝东明、王平，2013；郑俊敏，2014；王立彦，2015；冯圆，2016）加以识别。宏观视角识别环境成本相当于确定污染给自然、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即环境外部成本，而微观视角识别环境成本相当于确定企业承担的内部成本。所谓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正是指企业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为企业内部成本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企业为实现环境目标或为管理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付出的相关成本费用。
笔者尝试基于财务报表信息，定义并识别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实质性的投入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并提取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财务报表数据，对其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总体情况和分布特征进行较为系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分组差异性检验对其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原因进行初步探索。研究发现：（1）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保护共识度较高，但大多数公司环境成本内部化并不持续；（2）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会优先考虑预期收益较明确的项目，具有经营策略倾向；（3）企业环境成本的费用化偏低，环境政府补助对环境费用性支出的补偿作用有限，但会激励企业相对增加环境资本性支出；（4）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并非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更多地表现出政策应规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规范企业环境会计行为、完善行业环境标准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并在以下方面拓展和深化了现有文献。
其一，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研究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的定量研究。现有环境成本内部化研究大多从理论上讨论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性（潘家华，1996；曲如晓、张业茹，2006；刘倩等，2014；李创，2015）和发展模式（成金华、吴巧生，2007）等，或通过案例分析探索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操作流程（罗喜英、肖序，2010），少数定量研究集中于国际贸易领域，主要利用宏观或中观层面数据检验环境成本内部化对我国出口商品相对竞争力的影响（傅京燕，2002；方虹、王红霞，2014）。然而，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直接、明确度量并研究企业级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的文献还十分鲜见。
其二，提供了定量研究企业环境行为及其表现的新思路和新数据。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米志强、谢瑞峰，2014；舒利敏，2014；刘梅娟等，2015）或特定地区（王小红等，2011；王军会等，2012），利用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实现对企业环境行为及其表现的度量，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观性。笔者基于统一会计准则下的财务报表直接提取数量（金额）信息，识别的是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实质性的投入行为及其经济后果。
其三，笔者在描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成本内部化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更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从自然条件、环境规制、公司特征和财务绩效等角度细分样本，对比剖析其分布特征，进而深入梳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具体内容，层层展开，双向推理，实现了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原因的初步探索。
二、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会计确认
（一）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
会计系统对企业环境行为及表现的反映可以分为两种形式：（1）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表内确认的信息和报表附注补充解释的信息。其中，表内确认是指把一个事项作为会计基本要素加以记录和列入财务报表的过程，包括使用文字和金额对项目进行描述，金额合计包含于财务报表之中。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是对报表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以及对未能在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等。附注中披露的报表重要项目的明细金额合计应当与报表项目金额相衔接。③（2）表外披露的信息。表外信息披露通常指狭义的披露，更多以文字信息列示，主要包括一些不属于现行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使用者决策的信息、管制机构要求提供的信息、财务报表项目的补充说明以及管理当局自愿提供的信息等（葛家澍、林志军，2010）。
笔者认为，识别并分析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应该重点关注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一方面，表内确认的信息在反映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质行为及经济后果时，体现出了高度相关和表述可靠的特征④，且报表附注进一步明细列示和解释了财务报表项目的合计数。另一方面，表外披露的信息存在不系统、不规范（毕茜等，2012）和操作空间较大（田冬花，2015）等问题，定性描述较多、定量描述较少（沈洪涛、刘江宏，2010），信息质量偏低（Hammond和Miles，2004；吉利等，2013）。现有对表外披露环境信息的研究大多依赖分析者主观判断和评价（Wiseman，1982；彭钰等，2014；李志斌，2014；毕茜等，2015），即使应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相对智能信息提取（张秀敏等，2016），也无法避免表外环境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Hooghiemstra，2000；吉利，2016）以及虚假信息的干扰，其决策价值并不高（宋献中、龚明晓，2006、2007）。
（二）变量定义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识别为财务报表项目及其附注列示的与实现环境目标或管理环境影响有关的支出。具体地，这些支出反映在形成的与环境有关的资产⑤以及发生的费用和损失之中。笔者定义三个变量并对企业层面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水平进行衡量：第一，“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指标1”（EC_Dum）设置为虚拟变量，当企业至少发生一项与环境保护相关（如污水治理、废气排放改造、脱硫除尘、绿化、排污等）的支出时，EC_Dum取1，否则取0；第二，“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指标2”（EC_Count）设置为离散变量，以表示企业承担的与环境保护相关支出的明细项目数；第三，“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指标3”（EC_Amount）设置为连续变量，以表示企业发生的与环境保护相关支出的金额。为了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成本内部化动因进行初步探索，笔者从多个角度设置了一系列分组变量，变量定义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 样本选择。本文以我国2009—2014年重污染行业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以CSMAR数据库中的行业分类信息为基础，剔除ST样本公司以及在此期间退市或者行业变更的样本，最终确定样本公司868家，样本总数为4 580个。
2. 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数据来源。笔者手工搜集了企业年度报告中的“合并财务报表附注项目”部分，包括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以及利润表中的费用项目和损失项目，匹配附注格式记录了与环境保护行为相关的明细项目数量及金额，并以“环境保护”“环保”“节能”“降耗”“减排”“循环”“回收”为关键词对明细项目进行第二轮筛选和补充记录。
3. 其他数据来源。污染变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经整理计算而成，监管压力数据取自中国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政策法规数据取自中国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专栏，环境政府补助数据来自于手工搜集企业年度报告，企业性质、财务绩效和上市地点信息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三、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总体情况
企业是否进行了环境成本内部化？这是分析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成本内部化总体情况的一个基本判断。表2中Panel A显示，2009—2014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中平均有57.27%实施了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即至少发生了一项与环保相关的支出，且对应的样本数量和所占比例均逐年递增，截至2014年已有逾七成企业在财务报表项目及其附注中列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事项。以上表明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是逐渐上升的，并且越来越多地将环境保护反映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之中。
进一步地，笔者对总样本进行了分拆，考察企业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连续情况。结果如表2中Panel B所示，从未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样本较少（16.22%），而连续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样本也仅占28.93%，大多数企业样本（54.85%）是间断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见，尽管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企业样本连年增多，并呈现出愈发重视环境保护的总体态势，然而真正持续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企业样本却不到三成。由此可以得出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实际行动表现的第一个特征：企业间的环境保护共识度较高，实际环保行动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之中，但大多数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并不是持续稳定的。
鉴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量逐年增加，笔者还分析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占比的环比增长速度，并和当年颁布施行的环境政策法规数量的环比增长速度进行对比。结果如图1所示，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占比的环比增长速度整体呈U型趋势，2010—2012年环比增长速度逐渐下降，2013年开始反弹，并在2014年实现明显增速。相对应地，环境政策法规数量的环比增长速度总体呈现一致走向，该数据特征与我国环境现状及一系列政策法规发布的现实情况较为吻合⑦。由此可以推测，图1呈现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占比的环比增速U型反弹趋势，可能与环境政策法规的颁布及力度存在积极的相关性。
四、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分布特征
（一）行业分布
由于重污染行业中具体每个行业⑨属性不同，行业内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情况也存在差异。表3显示出各行业的企业数量和样本总数均差异较大，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197家）、样本总数最大（1 033个），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企业数量最少（2家）、样本总数最小（7个）。此外，不同行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占比差异明显，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占比最高（均为94.2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最低（20.83%）。
（二）污染变化地区分布
笔者对不同污染变化地区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情况进行了分组观测、比较和检验，将样本分为环境质量变好组和环境质量变差组。具体方法是，若企业所属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当年的空氣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大于上一年，则污染变化变量（Diff_AirQ）取1，表示环境质量变好；否则取0，表示环境质量变差。结果如表4的Panel A所示，若企业所属地区的环境质量是变好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能性就比环境质量变差地区的企业要高（均值差异为0.032，p<0.05），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项目数也更多（均值差异为0.176，p<0.01）。这说明企业所属地区的环境质量变化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水平之间很有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然这种相关关系可能暗含着当地环境规制加强从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
（三）监管压力分布
企业受到的监管压力也可能是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部压力论认为企业会对公共政策压力做出履行社会责任的反应（Walden和Schwartz，1997），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增强会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Schwartz和Carroll，2003；刘倩等，2014），改善其环境表现（Roussey，1992；沈洪涛、冯杰，2012）。为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动态监控和管理，环境保护部每年公布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监控类别包括排放废水、废气、污水处理厂、规模化畜禽养殖、重金属及危险废物。笔者据此将样本分为重点监控组和非重点监控组两个子样本，其中，重点监控组（Regulation取1）是指进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企业样本，非重点监控组（Regulation取0）是指没有进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企业样本。表4中的PanelB显示，受到重点监控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可能性更高（均值差异为0.286，p<0.01），并且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项目更多（均值差异为1.025，p<0.01），表明企业受到的监管压力会积极影响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
（四）企业性质分布
笔者考察了国有企业（Soe取1）和非国有企业（Soe取0）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情况，结果如表4中Panel C所示，国有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能性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均值差异为0.159，p<0.01），且国有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项目更多（均值差异为0.776，p<0.01）。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政府针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代表公众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政策举措（黄速建、余菁，2006），其运行规则往往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预（石明明等，2015）。所以国有企业本身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环境质量的一种手段，因而国有企业的环保实际行动表现得更好。
（五）上市地点分布
已有研究表明，在不同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水平不同（张正勇等，2014），上交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总体上要高于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沈洪涛，2007）。据此，笔者尝试探究不同上市地点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分布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4中的Panel D所示，相较于在深交所上市的企业（ListExg取0）而言，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ListExg取1）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能性更高（均值差异为0.059，p<0.01），并且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项目更多（均值差异为0.275，p<0.01）。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方面，上交所的上市公司规模较大，规模大的公司承载着更高的政府和社会期望，对政治成本更敏感（沈洪涛，2007），且环境成本内部化信息的披露可能带来的不利竞争的代价较低（Meek et al.，1995），所以更有动力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并将此信息披露出来。另一方面，不同的上市地点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制度规范⑩，深交所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进入门槛设置比较严格，但企业上市之后，上交所对其环境行为规范更为明确和正式，故不同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表现出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可能更多的是政策引导存在差异性的结果。
结合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的环比增长速度、持续性和分布特征，笔者发现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与环境规制存在紧密的联系。进一步地，笔者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后果进行逆向分析，如表4中Panel E所示，发现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企业反而净利润更低（均值差异为3.70e+08，p<0.01），表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并不能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这说明企业本身并不会有主动开展环保行动的动力。至此，笔者得出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实际行动表现的第二个特征：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并非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更多地表现出政策应规性。
五、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内容分析
企业究竟在哪些项目上为实现环境目标或管理环境影响而付出了代价？这些项目花费最终形成了与环保有关的资产，或者构成了与环保有关的成本、费用和损失。故笔者将从资产类项目和费用类项目（包括成本、费用和损失）两方面入手，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一）资产类项目分析
企业会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为多种资产项目，如图2所示，内部化样本占比最大的前三类资产项目为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和其他应收款。就各项目的具体明细而言，在建工程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工程、脱硫除尘项目、废气改造与扩建项目、废弃物回收与循环利用项目、环境治理工程等多种明细；长期待摊费用主要包括绿化费、排污权使用费、资源使用和补偿费、环保改造费、环境治理费等；其他应收款主要包括以欠款方归集的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节能减排资金、环保公司的保证金等。
以上表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资产类项目繁多，但项目明细各式各样，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这十分无益于利益相关者通过财务报表充分、迅捷地了解企业中与环保相关的资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形成了大量在建工程，而“建成”的固定资产却极少披露与环保有关的信息，似乎投资建设效率低下；并且相较于工程建设，一般认为更能给企业环保带来根本变革和持久效益的相关开发支出和无形资产也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和固定资产相比，无形资产的预期未来经济效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潜在价值可能分布在零至非常大的区域内，难以和特定的收入或期间相联系配比（葛家澍、林志军，2010）。因此，笔者推断出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实际行动表现的第三个特征：企业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会优先考虑预期收益较明确的项目，具有经营策略倾向。
（二）费用类項目分析
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费用类项目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和营业外支出。从各项目明细来看，管理费用主要包括排污费、绿化费、清洁费、环境治理补偿费、环保费等内容；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堤防维护费、水利建设基金、河道管理费等内容；营业外支出主要包括水利建设基金、绿化造林工程费用、河道管理费等内容。
然而，从表5中的Panel A可以看出，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费用类项目虽然集中于管理费用，但其金额平均不到企业管理费用总发生额的1%，更不到营业收入的1‰。这说明企业环境成本中的费用化支出并不多，扣除相当一部分已经发生污染事项后承担的补偿性费用，用于日常环境维护的清洁费、环保费等微乎其微；比重过低将使得企业实施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可能获取的收益，征收的排污费、绿化费等无法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起到警戒作用。另外，笔者对比了企业接受的环境政府补助与企业环境管理费用的金额，如表5的Panel B所示，发现在企业接受了环境政府补助的2 141个样本中，环境政府补助的平均金额（6 47.599 5万元）低于环境管理费用的平均金额（6 84.974 6万元）。事实上，环境政府补助金额大于环境管理费用金额的样本有1 550个，但环境政府补助金额小于环境管理费用金额的样本也有591个，说明环境政府补助并不一定能够补偿企业的环境管理费用。
（三）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资本化或费用化
资产类项目和费用类项目，实际上分别归集了企业发生与环保相关支出时的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许家林、王昌锐（2006）认为预防企业未来对环境损害的成本应当资本化，清除企业过去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成本应当费用化。从产生最大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企业应加大资本性支出，减少费用性支出。
根据理论分析以及前述资产类项目和费用类项目的分布情况，笔者将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作为资本化项目的代表，将管理费用作为费用化项目的代表。表6中的Panel A显示，总体来看企业环境资本性支出项目比费用性支出项目多（均值差异为0.346，p<0.01），且企业环境资本性支出金额也高于费用性支出金额（均值差异为2.32e+07，p<0.01），符合企业生产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地，笔者按照是否获得环境政府补助将总样本进行拆分并设置了两个指标：指标一（Diff_Count）表示资本化项目与费用化项目的数量差额，指标二（Diff_Amount）表示资本化项目与费用化项目的金额差额。如表6的Panel B所示，通过对比获得环境政府补助和没获得环境政府补助两个子样本，笔者发现当企业获得环境政府补助时，指标一和指标二的均值都比没有获得环境政府补助时更大，说明政府补助能够激励企业相对增加资本化项目的投入或者相对减少费用化项目的投入。
结合费用类项目分析以及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对比，笔者推断出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实际行动表现的第四个特征：企业环境成本的费用化偏低，环境政府补助对环境费用性支出的补偿作用有限，但会激励企业相对增加环境资本性支出。
六、研究结论和启示
笔者对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总体情况和分布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发现总体上企业间的环境保护共识度较高，实际环保行动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之中，但大多数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并非持续稳定。就分布特征而言，笔者细分样本观察后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同，且当企业的所属地区环境质量变好、进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上市地点为上交所时，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能性更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项目数更多。另外，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样本占比环比增速呈U型趋势，与环境政策法规数量环比增长速度的变化呈一致方向，且企业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净利润更低。综合推断，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并非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更多地表现出政策应规性。此外，笔者还从资产类项目和费用类项目两方面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内容进行解析，发现企业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会优先考虑预期收益较明确的项目，具有经营策略倾向，而企业环境成本的费用化偏低，环境政府补助对环境费用性支出的补偿作用有限，但会激励企业相对增加环境资本性支出。
笔者的研究结论对于规范企业环境会计行为、完善行业环境标准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尽管环境保护在企业层面已经达成较高程度的共识，但由于企业环境会计核算尚无一定之规，关于企业环境行为的会计规范和政策法规仍有待进一步匹配跟进，以促进企业持续地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第二，从行业发展出发，结合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行业差异现状，应在已经出台的一系列行业环境保护标准和技术政策指南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环境保护的行业规范，推动重污染行业乃至全行业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总体提升。第三，从政府视角而言，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已得到了初步的验证，故适当加大环境政府补助的力度并提高环境污染惩罚的程度，将促使企业重视环境责任的承担，并有更高的积极性投入环保技术的项目研发，有力地促进企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笔者基于财务报表信息定义并度量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为相关实证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笔者的初步探索表明，自然条件、环境规制、公司特征等是影响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重要因素，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摘自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②IASB.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Exposure Draft）.2015，par.5.2。
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pp.14～18。
④IASB.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Exposure Draft）.2015，par.5.13～5.23。信息在表内得以确认的三个标准为：首先，确认的信息要与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或所有者权益相关。第二，对于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或所有者权益的信息表述要可靠。第三，信息确认带来的收益应大于提供信息所付出的成本。
⑤联合国国际会计与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2003）认为，环境资产是指由于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而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
⑥重污染行业的界定参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关于“重污染行业”的用语含义，按照2008年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的认定，涉及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⑦2013年国内环境污染话题显得尤为突出，“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上海松江死猪事件等大型环境事件触目惊心，政府提出的环保政策力度开始不断升级。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标准。国务院9月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十项具体措施防治大气污染（俗称“大气治理国十条”）。环保部则在12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73号》，对突出环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一经发现立即吊销资质。201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通过，因其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及政府监管职责等方面的修订而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修订案”。
⑧环比增长速度以2009年为基期进行计算而得。政策法规数据取自中国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专栏并经整理计算而成。
⑨在行业分类处理过程中，笔者结合CSMAR数据库中的两种行业代码分类，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为准进行了相应的合并。
⑩为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上交所于2008年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强调上市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社会、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贡献，并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要求。此外，上交所2012年还针对环保产业公司发布上证环保产业指数和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可见上交所十分重视对上市公司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的引导。深交所则在2003年针对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发布《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并在2008年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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